论毛泽东早期的革命动员思想（1923—1927）
时间：2019-06-14 点击：
大凡革命，其胜败之关键在于动员。在革命的初期，尤其如此。毛泽东曾经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真正的革命者都是非常重视动员工作的。本文对毛泽东1923—1927年间关于中国革命的动员问题所进行的思考与探索进行研究，以期更全面地认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对革命动员问题的初步认识
毛泽东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动员问题的最初认识来自于共产国际。
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之初，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对中国农民运动前景的看法似乎并不乐观。马林通过观察后发现：“中国人口的大部分是农民，他们虽然穷，但几乎都是小有产者。内地人同外界的资本主义几乎没有联系。……因此，农民群众对政治完全漠不关心，也不会发挥任何政治作用。”
有鉴于此，共产国际最初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工运方面。1922年12月5日，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就曾经指出：“共产党人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但是，在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失败之后，共产国际随即对在中国开展农运工作的重要性进行了重新评估。
1923年5月，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发来指示，要求：“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在这里，共产国际的想法是：革命必须建立在最大多数群众利益的基础之上。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80%以上的落后国家，农民的利益即代表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因此，要解决革命动员的问题，就必须首先解决农民的问题，而要解决农民的问题，又必须首先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基于这种认识，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以农民为核心的革命动员模式，即：以阶级斗争为手段，依靠农民这一革命主力，通过土地革命使农民获得必要的政治、经济利益以获取他们对革命的支持，并以此来推动扩军、筹款等问题的相应解决。
正如1926年11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指出：“在现时革命发展的过程阶段里，土地问题开始紧急起来，成为现在局面的中心问题。……共产党应为农民运动的指导者，并提出相当的政治经济口号，以助农民运动之发展。”
囿于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动员仍将重心放在城市。直到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之时，党内才开始思考农民问题，毛泽东也在这个时候提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主要的。
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中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注重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张国焘认为，“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从这时起，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对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进行批判性的吸收，逐步形成自身的动员思想。
毛泽东早期革命动员思想的初步形成
毛泽东在对俄国革命经验进行一定的借鉴与吸收的同时，根据中国的国情对共产国际的革命动员模式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在大革命失败前后，毛泽东已初步形成自己较为成熟的革命动员思想。他的思想体现了他对中国国情的敏锐观察和深度把握。毛泽东早期革命动员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革命动员的主力和对象：通过阶级分析法分析各个阶级，“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地主、买办阶级附属于帝国主义，代表中国的反动势力；中产阶级在革命发生之后迅速分化，或参加革命，或进行反革命，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小资产阶级，会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而进行理性的选择；半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自诞生以来，天然具有坚定的革命要求与决战心理。由此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对于中国农村阶级状况的认识，1925年4月，共产国际曾经指出：“在封建土地所有制残余势力还很强大的国家里，农民和地主的利益冲突极其尖锐，因此农民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可能在一定的革命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同盟者。这种分析首先适用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共产国际看来，中国农村中的阶级对立是平面的，不是立体的。
然而，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发现，中国农民中既有惶惑不安的富农和态度游移的中农，也有“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贫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的比率分别是：贫农70%，中农20%，地主和富农10%。毛泽东认为，贫农是各阶层中最贫穷的、也是最革命的，应该成为革命的主力。
他强调指出：“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没有贫农阶级，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这样，毛泽东就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立体的中国农村，在共产国际基础上创造性地对于农村阶级状况有了新的认识和发展。
第二，革命动员的方式和途径：分清“敌”、“友”后，运用一定的手段对革命主体进行政治动员，使他们由潜在的革命者转化为现实的革命力量。政治动员的手段，毛泽东认为主要有两种：一是阶级斗争。他指出：“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只有经过这样一个残酷的阶级斗争，才能最终“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和“打倒绅权”，才能广泛地发动农民起来革命。
二是分配土地。鉴于半自耕农和贫民为当时中国农民的主体，“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又主要是土地问题。要使他们支持共产党的革命，就必须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1926年9月1日，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丛刊》的序言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对于土地问题，1927年5月，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指出：“毅然取消缴纳富豪之佃租，重新分配土地，没收大地主、官僚、寺院等等之一切田产，禁止高利契约，取消贫农受重利盘剥之债务，大减赋税，课税摊派于富豪之家等等。”
共产国际强调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至于中、小地主土地问题，没有更多指示。而在中国农村，特点之一即是大地主少、中小地主多。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被没收的土地数量非常有限，就无法完全满足农民的需要，从而无法动员农民支持革命。
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1.大地主标准一定要定，不定则不知何为大地主中地主。2.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安民。虽然，毛泽东还没有提出比较完善的土地分配方案，但这种超越共产国际的认识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和价值。
第三，革命动员的源泉和动力：以农民为军队主力，“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省考察农民运动期间对那些由翻身农民所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他热情歌颂道：“建设农民武装另有一个新的方面，即农会的梭镖队。……凡有农民运动各县，梭镖队便迅速地发展。这种有梭镖的农民，将成为‘挨户团非常备队’。这个广大的梭镖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
这一现象给毛泽东一个重要启示，即：这种地方武装不仅是维护革命秩序的武装力量，而且是正规部队的主要来源，即形成一个工人、农民———地方部队（如梭镖队）——正规部队的扩军模式。这也为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四，革命动员的物资和储备：通过对土豪劣绅的“清算”运动救济农民、筹集革命经费。财政和粮食的准备，是革命动员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经费上主要仰赖共产国际的援助。据统计，在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间，中国共产党所支出的17655元，其中就有16655元来自共产国际，而自行募捐的仅1000元。
革命经费不足，极大地影响革命进一步发展。毛泽东也抱怨道，“惟经费极困”。国共合作形成后，国民党中央虽拨付部分经费支持共产党开展工农运动，但仍不可靠。
报刊记载：“国民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汪精卫提议的农民运动的经费很多，尤其是湖南方面，汪要毛润之负湖南农民运动责任并当农所所长，需要经费多大，一定如数照拨。但汪走后，从三月至五月，农所的经费便不可靠了。”
随着农民运动迅速发展，毛泽东发现：农村革命广泛开展有助于经费问题的解决。湖南的农民运动，随着“清算”的开展，“发现舞弊，或从前有鱼肉农民的劣迹，或现在有破坏农会的行为，或违禁牌赌，或不缴烟枪。在这些罪名之下，农民议决，某土豪罚款若干，某劣绅罚款若干，自数十元至数千元不等。……向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济贫民，办合作社，办农民贷款所，或作他用”。这一策略是党内经费筹集的创新，也为以后的“打土豪”、“挖浮财”的筹款政策奠定了基础。
第五，革命动员的思想和方法：整顿全党，“建立一个新的党——就是工农的党”，克服国共合作时期党员成份鱼龙混杂的现象。只有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才能实现思想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而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一靠严密的组织，二靠深入的政治教育。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剩余部队进行整顿，其中有一项内容是：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毛泽东还采取坚决措施，根据去留自愿原则，将原来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
这样，“一方面巩固了部队，另方面也散布了革命种子，而留下来的，都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坚定的革命者，人虽少，却精悍得多”。“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不仅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且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提供组织上的借鉴。通过内部整肃来统一队伍思想和行动的做法，在后来的延安整风运动也得到相当的体现。
毛泽东早期革命动员思想的不足
由于革命不够深入，毛泽东早期的革命动员思想也不是尽善尽美的，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毛泽东看到了一个立体的农村，但对其中的复杂性认识还不够。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贫农进行较为细致的剖析，认为“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尤其是那些“债务丛集，如牛负重”的贫农，“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
然而，当革命重心转入农村之后，毛泽东发现：“一般农民虽然十分勇敢，但均在宗族关系之下去作斗争，很少爆发乡村的阶级斗争。”他感叹道：“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
其次，毛泽东看到了农民的力量与激情，但对农民消极面的认识还不够。自北伐军以武力驱逐湖南军阀以来，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当地农会会员就激增到200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1000万。
毛泽东曾乐观地预言道：“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毛泽东忽视了当时湖南农民运动兴起的特殊背景，即国民革命军在该省的军事胜利。
1927年9月，夏明翰曾经向任弼时抱怨道：“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相反，红军取得若干胜利之后，“农村中才有对于中间阶级的积极行动”。
再次，毛泽东看到了土地革命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但对土地政策的制定和把握还不够准确。1927年8月，毛泽东向湘潭韶山的五位农民征询对土地革命问题的意见，拟出“土地纲领”草案数条。内容包括“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由农协按照‘工作能力’与‘消费量’两个标准公平分配于愿得地之一切乡村人民”等。毛泽东于1928年12月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是这一草案的翻版。
对井冈山《土地法》，毛泽东曾给予反省。他指出：“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这些不足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也都得到了逐步的纠正和完善。
总而言之，通过这一时期的思考与探索，毛泽东初步形成自己的革命动员思想。其思想既有俄国革命色彩的一面，又包含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虽然毛泽东早期的革命动员思想对之后的中国革命影响很大，但党内的回应最初并不积极，党内的主流认识与之还存在很大的分歧。这一分歧，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秋收与广州等三大起义惨遭失败之后才逐渐得到了弥合和统一。